半野藝舍
“事件”創造“可變”


藝術的觀念思考與作品的呈現從表象來看,它們之間有開始和結束的時間關係。但從時間的本質來思考,這個過程是處於時刻發生、偶然碰撞、經驗自行聚集的時間重疊的狀態中, 其中的不確定性足以使藝術思考與呈現的關係成為一種無限的發生關係。預設在這裡總是作為一個知覺的觸發點, 並且藝術家把實踐的停頓作為對之前觸發點的反饋。

半野藝舍作為杭州的一個藝術發生地與其有同等觸點, 它更像是藝術創作的“衍生品”, 這裡的“衍生品”並不是複制,它是一種投射。因為半野藝舍作為一個藝術聚集地的同時,它逐漸發散出藝術相關者之間的思想和行動的碰撞——伴隨著藝術活動的發生,促成了“半野藝術家地圖”和“半野藝術家駐地項目”這兩個事件。所以這些發生促成的實踐與藝術創作的過程更像是一種平行關係。

之所以把“半野藝術家地圖”和“半野藝術家駐地項目”稱之爲事件,是因爲事件是構造某個現象的開始——也可以稱之爲發現語境。事件並不是一個計劃,它更像是一個可變的場。就拿“半野藝術家地圖”來談,面對其成員的不同身份,本身他們就是一種藝術語境的聚集,當他們發現這樣一個能從部分擴散到更大整體的現象時,這個事件就在此展開了。首先從杭州這樣一個帶有當代藝術特殊背景的地點出發,過去極強的藝術氣氛出現了地域性的分散,它透露出今天的一種缺失和相對封閉的狀態,半野藝舍恰恰看到的是這樣一個現狀和濃縮的可能性。

面對豐富、多元的信息時代,整個藝術氛圍呈現出藝術展覽——藝術媒體——藝術市場都相對體制化的流通狀態,但半野藝舍依然退回到這個信息時代的根本上,在這裏找一條縫隙。他們首先從杭州出發,以專業的態度在人們切身的網絡信息環境中創造了一個藝術家的事件平台,更兼具藝術信息的空間發散功能——通過文本和直接影像的方式進行發散。這樣一個具有專業性和空間性的事件也觸及了專業藝術空間和機構對此事件的延展,所以可以看成是一個事件的無限發生,同時與之前分散出去的當代藝術力量形成一種關聯。

“半野藝術家駐地項目”與“半野藝術家地圖”是在同等的時間碰撞中發生的。“駐地”作爲一個在不同地域空間放置的詞彙,其重要的是藝術家作爲個體經驗的攜帶者與另一個切身空間的經驗進行碰撞,又重新組織與自身相關的藝術語言。這一次來自不同地域的 12 位藝術家同時在“半野”這樣一個保留生活結構的空間中發生各種媒介關系。這次項目的發起者鄭文昕,她認爲這次項目對于 12 位藝術家來說,不僅是一個跨空間的藝術創作,更是一個藝術家個人經驗的交流空間,更關鍵的是與杭州的藝術家産生一種經驗差異的碰撞。往往經驗的差異會帶給個體一種藝術價值觀的遭遇,從而改變自身攜帶的固化語境,並讓它融入新語境的鮮活性當中。這些不同的遭遇完整地塑造了這次“半野藝術家駐地項目”的事件感。

 

I ART:不同的身份關系面對當下的藝術氛圍有著怎樣的藝術態度,促使你們産生做關于“半野藝術家地圖”的共同火花?(一種動機的驅使性、對藝術體制的認識和所關注的藝術家藝術的可能性。)

盧濤:“半野藝術家地圖”項目很早之前就在構思,我是後來才介入的。我會從旁觀的角度看半野這個地方是怎麽樣的場域、什麽樣的聚集。其重要的是先天條件的存在——人的聚集促成了條件的成熟,再而有推動的因素。因爲有這樣的場域狀態,所以半野這個項目是很自然發生的。

杭州與當代藝術有很重要的關系,但是當代藝術在杭州是散點的,包括現在,藝術家更願意去北京、上海做個體的發展,杭州沒有形成一種自我的生態。中國美術學院每年都會輸送很多與當代藝術相關的人,但是在杭州他們又處在真空的狀態中。這些年,像半野藝舍、BUS 公交委員會、清影當代藝術空間等這種杭州自發的“民間團體”還是希望能夠做一些事情,所以也就很自然的會發生聚集、交錯,這是一種很好的生態,所以這也就決定了目前我們會往更有計劃、更理性、長遠的方向發展。

蔡俊華:我是做影像出身,所以我會想爲什麽大家很少用影像去記錄藝術家的作品和工作,我們平時接觸最多的還是雜志類型的平面內容。近幾年國外關于藝術家創作的介紹、探討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影像記錄方式,我覺得國內也可以這麽做。在半野,加上人氣聚集的又很快,所以在與彭忠明聊天時,談到了這個項目,剛好有這樣一個契合點。

 

I ART:我覺得你的影像不僅僅是一個記錄,它還是跟藝術家本身的藝術形式有很強的粘連感。

蔡俊華:我特別想做藝術家的內容,因爲我做過藝術家,我知道藝術家在某些作品中想去表達什麽,所以我可以通過影像更深入的去挖掘、呈現這些內容。

盧濤:其實我們談到影像是有一個前提的,就是自媒體條件的成熟。如果五年前要做這個項目,我覺得都不太可能,因爲需要一個發布渠道,包括網速、自媒體都不像現在這麽便捷。自媒體條件的成熟是很重要的,我們現在都是通過微信、微博來做信息的發布,而不是像以前一樣通過官方的渠道。以影像的方式,我們能夠很直接的看到內容、看到一種狀況。平面的文章方式其實現在很普遍,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再重複這種方式。我們都生活在杭州這個區域,這種自身生活的生態會特別有意思,所以用影像的方式是最直接的。

彭忠明:我做這個項目完全是基于與藝術家接觸的經驗,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爲不斷地接觸,必然能感受到藝術家的各種情緒。我是營銷出身——最敏感的地方是痛點。我在做一個營銷策劃的時候首先挖掘的是痛點,從營銷角度講,痛點即需求。最開始沒有想做這個項目,而是按照藝術家的經驗,大家提出一個關于藝術家工作室開放日的想法,後來大家經過討論,衆說紛纭,各自都有考慮的問題,所以工作室開放日也就沒能進行。

半野剛開始就是民宿,但是後來通過做一些展覽,包括像藝術家孫遜、湯柏華作品的放映、杭州實驗影像青年藝術家群展以及講座、實驗音樂等活動,就會發現通過這些活動,杭州的藝術家逐漸實現了聚合。發生聚合,也就會産生一個時機。這個時機來源于幾個點,首先是半野讓大家看到了聚合的可能;第二點是我們本身的態度、包括聚合的藝術家的態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大家處在同一個頻率;

第三點是關于生存的問題,很多人都會問我半野怎樣生存下去,所以大家都在關心這些問題的時候,我跟蔡俊華在溝通時就想是否可以做這樣的事情——提供一個藝術家的交流平台,通過采訪實現聚合的延續和更強的粘合力。

還有一方面是站在接觸的藝術家角度來看。我覺得有些年輕藝術家有著很好的藝術修養,他們自幼開始學習繪畫,之後進入學院,有的藝術家還在國外留過學,並且他們不斷地保持創作。盡管這些藝術家在杭州保持持續的創作狀態,但是他們自身與相對體制化的藝術氛圍處于一種距離關系,甚至作品也透露出某種與已有“參照”的差異——可以說藝術市場對“參照”的形成有很大的關聯。

同時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這些藝術家之間缺乏交流的環境。杭州是當代藝術很重要的一個陣營,但是藝術家會選擇離開杭州發展,作爲杭州當地的藝術家群體都是被封閉化的,這種封閉來自于自我封閉和外界關注的缺失。對于年輕藝術家而言,關注是一個很好的動力,所以我們希望通過“半野藝術家地圖”項目來關注他們。

 

I ART:對杭州藝術面貌和藝術家狀態的認識,包括在選擇藝術家方面是如何考量和檢驗的,並且在做每一個藝術家之前都有怎樣一個前期工作步驟?

彭忠明:在項目成立時,我們對這方面有過考慮。一開始我們是從身邊最了解的藝術家開始。半野也聚合了幾十位年輕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我們經常會見到,對他們作品的考慮首先就是作品的實驗性,我們側重于實驗性的角度。但是對作品和藝術家的判斷並不是我們自己舉手表決,而是由我們的藝術策劃小組來討論作出判斷,同時還有顧問小組的參考意見及方向性指導。在實驗性之外,還有重要的一點是藝術家對于創作的執著——一個藝術家精神維度的執著。

藝術家地圖項目目前分了幾個組——藝術策劃組、執行組、學術組、拍攝組、平面呈現組、推廣組。各組的配合首先是藝術策劃組在把控藝術純粹性以及方向性方面會有決策的權利,他們會首先提出一個采訪名單,之後再定采訪日程。策劃組會給學術組采訪的方向意見,之後學術組根據采訪意見並結合藝術家作品作出具體的采訪方案和拍攝方案,之後向策劃組提交方案審核,通過後執行。具體執行首先會由拍攝組去藝術家工作室做第一次交流,制定具體拍攝內容等。

 

I ART:對藝術家的跟蹤有怎樣一個延展性(從考量—宣傳發布—實踐展示),整個計劃的理念方式是怎樣的,最終讓這個計劃呈現出怎樣一個狀態?

彭忠明:最初我們只是想通過采訪、文字梳理、圖片整理讓更多的人知道這些年輕藝術家,讓更多的機構知道。這個知道其實需要一種方法,我們在尋找這個方法的時候發現在中國的藝術環境中,包括藝術家、策展人、機構、收藏家,他們都是獨立的系統,而相對獨立産生了權利的混合性,所以這也讓方法變得有可能性。就像盧濤提到的自媒體的成熟,我始終相信新媒體的産生所帶來的改變。因爲新媒體、網絡化的發展會讓信息的交流更爲直接。在做這個項目時我們發現了一連串的需求。

作爲藝術媒體他們會關注到最新的力量以及可被研究性的現象,媒體願意去報道這些內容,因爲這是媒體的責任和需求;而對于機構,他們希望能挖掘年輕的藝術家,以投入最少、産出最大的方式經營,那麽這個時候他們對年輕藝術家的渴求和挖掘會變多;對于藏家,他們也希望能夠發現比較有意思的、對未來有投資價值的藝術家和藝術作品。所以通過這一連串的需求,我們希望能做到一種鏈接。

盧濤:我覺得這是一種經濟模式的變化。舉個例子,在工業社會,往往對一個物件在信息、資源上的壟斷是長期獲得利潤的前提保障,信息、資源的流通是有人在設置壁壘的,以保證利潤最大化。但是到了現在信息社會,壁壘的可能性越來越低。回到藝術行業,大的畫廊對于藝術家的“捆綁”是有效的,但是相對小的畫廊跟藝術家始終是博弈的過程,經濟關系是一直存在的。從這個角度看,半野不是畫廊性質的,它是一個資源、信息融合的一個平台,我覺得半野的形態更像是互聯網經濟的另外一面。

 

I ART:半野聚集了很多資源,會不會慢慢開始與策展人、機構合作?

彭忠明:在這一方面,我們把自己定義爲一個爲藝術家創作和發聲提供更多支持的公益項目,它不涉及盈利,更談不上去做與機構、空間競爭的事情。如果非要從商業的角度看,我們更希望和願意成爲一座聯系藝術家和藝術機構、空間的橋梁。年輕藝術家的聚合能力是相對比較弱的,那麽如果以半野的形式串聯起來,這種聚合能力就會變大。半野有很好的條件,包括做藝術家駐地項目。

藝術家駐地項目希望能把外地藝術家邀請過來,更多的與杭州當地藝術家互動。邀請並不僅僅是讓藝術家來半野創作,最重要的落點是希望他們能與杭州本地藝術家有很好的互動。包括我們之後希望能與國外機構進行資源互換,把本地藝術家推到國外,把國外藝術家邀請到杭州。我們希望能一直做這樣的工作。

盧濤:其實我這邊還有隱形的一面。“半野藝術家地圖”(Banyan Art Map-ing)中的“Map-ing”很多人可能只是認爲是一個名字,但我對這個是很感興趣的,這也跟我平時從事的專業有關。我們在對這些藝術家進行梳理的時候,不僅僅是通過文章、視頻的簡單呈現,我們會形成一個庫,目前還是初期的信息采集過程,我們希望嘗試將這些信息點連接上。

舉個例子,像藝術家孫遜、陸壘,他們都與這個地方有關,那麽藝術家之間是不是還存在某些邏輯的隱性關系,這些關系不去做信息的整理、分析是看不到的,我希望能看到這些內容,看到之間的連線,包括其中的關鍵人是誰或者在此地對他有影響的關鍵事件是什麽。當然這個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可能要半年或一年的時間,因爲這與采樣的數據越多、越豐富、越精准有關。這是我個人比較感興趣的層面。

 

I ART:在這樣一個特有的空間中,每一個藝術家把個人的藝術經驗帶到一個共同的空間經驗中,又重新重組一種鑒于個人和公共性的碰撞,那你們是怎樣理解這種經驗碰撞關系的,並且是有怎樣一個前期的項目理念和計劃?

栗飛:首先我作爲一個典型的北方人對于南方來說,我考慮更多的是文化生態的不同導致藝術家介入社會的方式不同。還有一個事情加重了這種文化差異——剛來的第一天,北京同時進行的名叫“圓夢公寓”的項目,其中存在很強的差異性。

我也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與這個環境的關系,我很意外的來到這裏,不會長居還會回到之前的環境,所以這種偶然不會給我的生活産生特別的影響,並且從表達上來講有種想要在這卻不能在這的感受。包括帶著“長城磚”來,會把之前沈重的部分在這裏表達。

黃浩鋒:初步是根據對杭州的印象來進行創作,特別是看到半野後面的山林,和我之前的想的計劃很接近,像一個大師的電影場景——在山林中走路,在裏面談話。可能要進一步找演員,做一種複制。在展示方面我設想了一個很大的窗戶,光線很充足的環境。

張亞:其實我也沒有特別想這個空間與我産生某種特別的關聯,我從重慶出發一直到上海再到杭州,這三個城市給我的感覺都是不一樣的。從重慶出發到杭州,整個過程收集的打車票據、報紙,感覺與我個人的經曆息息相關,我可能會在這上面進行一些創作——對語言的一種延伸,並且把杭州給我的印象用一種圖像呈現出來。

原田 透:按照自己以前的一些創作經驗和技術來表達自己的作品,並且在上海、杭州一些路邊找到很多的材料或者是當地的一些材料來做一些嘗試,有些是木頭、塑料、垃圾等,在獲得這些材料的時候會與這些人有溝通、交流。

章之君:對于他說的,我想到自己在日本參與的駐地項目時,很多藝術家會利用當地的東西來做作品,包括一個村莊的村民都來參與,共同完成藝術家的計劃,所以我能理解原田 透來到這裏會從此地找材料的想法。想把這段時間的創作和以前有所區別,與以後也不太一樣。我最看重的還是駐地藝術家之間彼此的交流,並且在這樣一個大的環境中去“校准”自己的一個創作方法,盡量去找到一個位移的線索,從武漢到杭州的過程有一個不同的時間點,形成一個連貫的作品。

郭海強:我騎車畫畫一年多,主要是在西安。我畫的最多的就是秦嶺,面面中強調最多的就是色彩,並不完全是它的地域性。這次駐地的計劃與這樣的繪畫行爲是一致的,現在北方的顔色已經變得枯黃,這裏的色彩還是那麽漂亮、清晰。對于寫生大家或許都很熟悉,這些天我對杭州有了不同的體會,也許我畫的很不杭州,對我來說這種真實體驗就是我要表達的。

湯大堯:直接來看,我其實就是一個遊客,從小對杭州就是一種想象,來了之後會有不同的感受,同時我對湖、水都比較感興趣,可能會創作幾張這種題材的畫。對于我來說,我這次反倒沒有太多的計劃——隨著到,而發生感觸。

仇世傑:就像我們昨天所聊,你進入一個空間,我進入一個空間,空間是空的,可能對空間體驗的共性會多一點,如果有人有物,每個人進入空間,對它的解讀會産生偏差,可以說是自身帶的信息和外界産生碰撞。

 

I ART: 除了在這個空間中尋找可能性,並最終做一個共同的作品呈現,除此之外,是如何讓不同地域的藝術家和杭州的藝術氛圍或藝術家發生關系,對此你是如何考慮的?

鄭文昕:當我在國外的時候開始了解到“駐地”這個概念。並且認識到駐地的方式和在學校學習的方式不一樣,可以和各種藝術家進行交流。當我來到杭州的時候,是以一種工作者的身份出現的,剛開始作爲個人的狀態與周圍有一種疏離感,發現並沒有看到一種敞開式的創作交流,甚至對于個人來說是一種創作封閉的狀態。我們做“半野藝術家地圖”是想幫助杭州現在的藝術家激發他們創作的動力,對杭州整個的藝術氛圍是有幫助。在做地圖項目的時候,發現駐地項目自然而然就發生了,因爲在做地圖項目的期間有很多的交流,同時覺得只是一種本地的交流還不夠,所以就有了駐地的項目。我認爲這種交流對藝術家而言是非常必要的,更何況是一種位移的、不同面孔的交流。

 

I ART:作爲杭州的藝術群體“三線電視台”,你們看到這個項目産生和開始的時候,是否有相對期待和質疑的東西?

曹澍:“三線電視台”第二季是一個關于藝術家“拘留”的項目,和半野有關。

易連:這是對駐留的一個調侃,其實這樣的項目還是很好的,涉及到藝術家每天的遊動計劃和創作計劃。

 

I ART:這也同時涉及到“駐留過程”的重要性,對此是如何看待的?

秦儉:我舉例來說明,荷蘭有個兩年的駐地項目,有的藝術家做的作品非常好,但是對交流不感興趣,這個駐地項目強調如果這些藝術家在這裏只關心自己的作品,那還爲什麽要聚集在這裏。所以交流就變得很重要,來自不同國家的碰撞是非常不一樣的,每一個人都有特殊的背景,並且分享這些背景是很重要的。

曹澍:有一點很重要,來這裏之前生活中的真實,是不是能夠在這樣一個臨時的空間中能依然保持那種真實——抛掉藝術家身份之後的生活狀態是否能表現出來。

    采訪/撰文:李甯
編輯:柯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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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野艺术家地图(Banyan Art Map-ing)于2014年9月在杭州半野艺舍正式启动。“半野艺术家地图”不是一张传统意义上的地图,她是对正在发生的艺术事件的指南,也是一个艺术信息互动的平台;她意图使外部世界了解杭州当地艺术家创作和生活状态,同时也让本地艺术家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碰撞出火花。这个平台通过对艺术家的深度访谈,梳理出杭州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力图创造一个开放、自由、专业的交流空间,从而促进艺术家积极创作与互动。我们将试图通过此项目,吸引更多艺术家来杭州创作与交流,令杭州的艺术环境更加多元,促使本地的艺术生态趋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