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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win Wurm

TRACE
電光幻影

撰文:王梓存 在日常生活中,筆者會在私人筆記或是手劄上塗鴉並附上做註之時正在發生的趣事, 這種喜好應該不是太過孤僻。為“公事”添上“私情”做腳註,讓事情還有另一種面容, 見證了生活的真實和存在。而藝術品呢,除開在櫥窗和展臺時的姿態之外,它們是否也有別的樣子; 你是否也曾好奇過它們是如何誕生的。近期, 昆士蘭州首府布裏斯本市的當代藝術博物館(GOMA)為觀眾們呈現了一出滿足隱秘好奇心的展覽。 TRACE, 意為雪泥鴻爪,一言以蔽之,這次展覽的目的在於展示和藝術作品們有關的故事。在展覽入口,TRACE對觀眾們說了這樣一段話:藝術作品的存在即是存在,存在也是故事本身。但若藝術品只作為存在而存在,我們怎樣去為藝術品朔源(TRACE)? 此時,若是藝術品以存在的姿態再添加了新的故事,那麽觀眾們便有可能通過一種不同的方式邂逅藝術品並獲得迥異的感知。這種方式可以是銀幕、照片、文檔甚至只是第三人的重述。TRACE 提煉出了在作品和作品的檔案之間的曖昧關系,展覽闡述了藝術品除去以朝生暮死的姿態存在於展館中之外的存在:他們存在;他們消逝;繼而他們再次存在,以多種不同的形式。   入口處的標識提醒著觀眾們,這並不是一個老少鹹宜白水煮菜的清淡展覽。標識的關鍵詞是裸露與暴力。 展覽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名為藝術檔案(Performance and its documents),也就是TRACE的副標題。這部分展覽的重點是展現藝術品和一切有關它們的故事,並揭示個體的行為活動在日常的生活境遇中轉化為藝術品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藝術家本人或是他人的軀體既作為主體也作為客體存在。 美國行為藝術家Allan Kaprow在1989年曾完成過一個名為“為了激浪派的榮譽”(In honor to fluxus)的作品。1989年的一個清晨,藝術家和他的朋友們相聚在波恩市, 這些藝術家們每人都從一雙舊鞋中找到一只並系在腰上,接著他們就分頭行動,每人都系著舊鞋在波恩市暴走了一天。待到夜晚,朋友們再相聚並聊起他們遇到的故事。圖為Allan Kaprow的手稿以及暴走中的花絮,照片由德國攝影師Wolfgang Trager拍攝。   瑞典藝術家Bengt af Klintberg以1963的“橘子事件3號”(Orange event no.3)、1965年的“冰中展”(Ice exhibition)、1970年的“斯德哥爾摩街道的清掃事件”(Street cleaning event in Stockholm)、1979年的“為Arthur Köpcke的公文包效忠”(Homage to Arthur Köpcke portfolio)和1991年的“認同練習”(Identification exercise)而聞名。以下是這些作品的手稿與花絮。在手稿中,藝術家透露了許多創作動機和表現手法,例如在“橘子事件3號中”,藝術家希望通過解構橘子的形態來表達將圓轉化為線的意願。 美國藝術家Carolee Schneemann是過去四十年中行為藝術家的代表人物,她矗立於行為藝術家的中央位置。同時,她大概也是1970年代最有名的女權主義者。時值70年代,各種不同流派的藝術家們紛紛用各異的方式表達著他們對激進派和好戰派的叛逆,而Scheemann則將她對政治的不滿與女權主義和行為藝術三者融為一體,用姣好的身姿上演絕決的反抗——1972年的驚世之作“裸體滑冰”(Ice naked skating)。冰凍的客體與溫柔的主體,連接他們的則是一只鋒利而搖擺的刀。照片由美國攝影師Anthony McCall拍攝。 圖為三位美國藝術家Dennis Oppenheim、John Baldessari和William Wegman的“白楊計劃”(Aspen Project)、“我在做藝術”(I am making art)和“眩暈4”(Reel 4)三個作品的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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