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總是傾向把藝術定義為一個超出我們自身世界的窗口，而我投身於藝術的經歷則讓我找到了進入這個窗口的道路。沒有它，我的生命歷程就會迥然不同，沒有感情，沒有挑戰，沒有閱歷，沒有啓示，亦沒有喜悅。
1984年，我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專攻的藝術史專業並沒有給我指明職業道路。於是乎，我簽下了為期一年的任教合同，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英語。我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不懂中文，也沒有中國朋友。躲在員工宿舍20號的我，把自己變得比局外人更局外人。但是對藝術的熱情激勵著我，騎在鳳凰自行車上，穿梭於被中山裝包裹的人海當中。在中央美術學院，我遇到了那些朋友們，他們熱情邀我進到了他們的圈子。那裡的藝術家，雖然被官方定義為社會寫實主義，但比其他許多中國人他們更加不羈，與外國人交往也不那麼警惕。這裡，在這些藝術家當中，我不只是一個現成的練習英語的對象，也不單是一個來之不易的外幣渠道，更多的，我是他們打開思維新世界的窗口。我有幸認識了幾位“星星畫會”的成員，包括創始人馬德升，他把西方前衛風格挪用到美感十足的水墨風景畫中，他常逗趣地形容這些是“你看不見我卻願意去的地方”。
回到美國後，我選擇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藝術史博士課程。那時正值20世紀80年代晚期，學術派藝術是荒涼的，至少可以如是說。對於實習機會、研究生助學金、獎學金和教授榮譽獎的競爭確是白熱化的。任何人都需要快速建立起理論框架，譬如美國哈得遜河畫派的馬克思主義解讀，或者在符號學理論的基礎上分析19世紀風景畫。我堅持把藝術最當代的語言和當下時事聯繫在一起，最終選擇把珍妮·豪爾澤（Jenny Holzer）的《常理(Truisms)》和大演說家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的競選演說作了比較。但說服我的教授或說服我自己，我是“新藝術史”的真正信徒，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與另一個世界的， 從博知的，連解釋都不需要術語的藝術史學家渴求知識的觀眾交戰，我找到了自己的一隅，並在學校努力奮鬥。一位同行研究生介紹我認識大都會博物館教育主管，從而我得到了帶領參觀者遊走於那龐大且非凡的收藏品的工作。
我熱愛這種藝術與觀眾緊密聯繫的工作，在完成了我的學位課程的幾年後，我仍從事這份工作。直到我丈夫工作的原因把我帶到了倫敦，我便通過講課讓許多人對各式各樣的藏品和展覽產生了興趣，從國家畫廊，到約翰·索恩爵士（Sir John Soane）博物館，再到倫敦東區畫廊等等。與此同時，我開始鼓足勇氣為自己收藏藝術品，主要是那些能負擔得起的當代作品。我開始購買以照片為主的作品，這個經驗也是由一個專門收集限量版的照片的專家朋友介紹而來。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為自己變成倫敦當代藝術的邊緣群體而感到有些沮喪。但在我的第三個孩子出生前不久，我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建立了葛拉蒂亞（Galatea）當代藝術諮詢公司並開展了藝術顧問業務。我們當時作為這個領域的開拓者格外引人注目，我的合作夥伴克麗斯丁（Christine）的歐式作風，活力四射的熱情以及極具風格的瑞典法國口音，與我的睿智表現形式及美式長青藤聯盟式的效率相得益彰。我們迅速了解到，只要我們能找到新買家，那些代理我們所喜愛的藝術家的畫廊都願意付給我們傭金。事實上，倫敦當代藝術的藏家們在那個時期仍然是少之又少，因此英國畫廊極熱情地歡迎我們為他們帶來新客戶。
在葛拉蒂亞當代藝術諮詢公司運行了第十個年頭的時候，克麗斯丁病倒了。在這十年中，我們在創意項目領域建立了很好聲譽。我們拓展各種新領域來組織社會及藝術教育活動，四處講學，安排參觀藝術家工作室等活動，通過這樣來幫助提高客戶的專業知識從而做出更明智的購買決策。我們還有過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突破，就是我們贏得了為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反吸煙運動提供20件藝術品的委託項目。為非政府機構的官僚們解釋何謂當代藝術，結果是更達達主義而不是現實主義，而最終，一個囊括托馬斯魯夫（Thomas Ruff）、米羅斯瓦夫巴爾卡（Miroslaw Balka）、加文特克（Gavin Turk）和 讓布斯塔曼特（Jean Bustamante）等藝術家的展覽在倫敦白教堂畫廊開展，並在整個歐洲巡展。
最近，在倫敦立足近20年之後，這個慷慨歡迎我的城市，我有一種為它做點事情的強烈願望。再一次，我發現，藝術圈給了我一個進入慈善事業和影響社會的入口。我現在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了支持和促進一些非盈利的藝術機構的工作當中。作為當代藝術協會的受託人之一，我為一個藝術機構募集資金，而這個機構已經在全英國為公共收藏購買藝術品有超過100年的歷史。讓人振奮和滿足的是，我的努力直接提高了全國觀眾走進某家博物館時的參觀體驗。我也是Bow藝術基金的委託人之一，這個藝術基金主要為藝術家提供租金低廉的工作室以及為當地小學和中學提供工作學習的網絡，從而使藝術以各種創意方式納入學校課程。這個基金致力於提高本地的藝術機會和教育，特別是在經濟有欠發達的東倫敦塔橋區（Tower Hamlets）。
在整個難能可貴的歷程中，我繼續我和藝術品以及藝術家們的密切聯繫，也因為他們使我擁有了自己的私人藏品系列。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丈夫的大力支持為我們的家積累了一系列私人藏品。只要花上足夠多的時間，這個人就可以成為一位“收藏家”，有了這個頭銜，各種大量的“獨家奢華”活動的邀請接踵而至，比如預展，更私密的私人預覽，開幕酒會，私人晚宴，收藏家交流，贊助計劃以及專門的委員會邀請。對於藝術圈或是藏家，通過這些活動可以知道哪些藝術博覽會值得參加，而後便飛往各地去參加博覽會，伊斯坦布爾，上海，迪拜，或是邁阿密。正是在這個圈子裡，一個人可以知道藝術走向，八卦，未來之星，抑或是關鍵畫廊，藝術家，藝術品商人，策展人還有收藏家的內部消息。
我多年來積極投身藝術的經歷給與我了很多：洞察力，朋友，甚至是身份認同。慶幸至極的是在藝術世界裡我找到了一個虛擬的家。這是一個慷慨、好奇心與創造力蓬勃的宜人環境，正是有這些特質存在的地方我才找到了一個屬於我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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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ah in Beijing, 1984.
